热爱中国艺术的老苏

    谢其章

    我的一位朋友去了8月份的上海书展。回来之后兴奋地说他在书展的最大收获是见到了苏立文，并且得到了苏立文的签名。还在招待酒席上和苏立文用中文交谈了许多中国美术问题。朋友越说越高兴，称没想到苏立文九十七岁高龄，还不用搀扶地上下楼梯。

    朋友说带了《二十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请苏立文签名，苏立文诚恳地问朋友对此书有何意见。我这才想起几个月前参加某读书沙龙，主办方送给过我这本书。当时只读了内容，没太注意作者的身份及其传奇的中国经历，真是失敬得很。现在额外地知道了一些作者具体的音容，有助于读此书的额外兴味。

    苏立文，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年出生。曾在伦敦大学、剑桥大学从事教学研究，为牛津大学荣誉退休院士。若非1940年苏立文来到抗战中的中国昆明，他和中国也许不会发生如此之多的联系以至于专门研究起中国艺术来。苏立文彻底地“中国化”，甚至于1942年迎娶了中国姑娘吴环并相伴一生。吴环当时从事的是科学研究，为了苏立文的中国艺术研究而舍弃了自己的专业。苏立文是自愿来华援助中国的抗战，这就很像白求恩啊，朋友告诉我苏立文与白求恩还真是远房亲戚呢。

    苏立文对于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的关注及研究七十年来未曾有过停顿——“尽管1949年解放之后，我失去了与中国艺术家朋友的联系，但是我觉得我有足够的资料出版一本书，十年之后（1959年），我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出版了，这本书在不少年内是关于这一题材唯一的西方语言叙述。”

    为此，我们怎么感激苏立文都不过分。我们自己又做得如何呢。苏立文说：“五十、六十、七十年代间，西方对中国艺术毫无兴趣。毛泽东时代的新艺术被视为粗陋的宣传品。”事实难道不是这样么。我们的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过于亲密，缺乏艺术本质的超脱性。苏立文要做的就是帮助我们切断这种亲密关系，同时使西方读者能够理解中国艺术家“他们所处环境的压力”。苏立文以“了解之同情”的语气说：“那些重要的艺术家例如李可染、傅抱石和丰子恺努力让自己的艺术内容和风格去适应政治要求时，是非常不容易的。艺术失去了自发性，变得或盲目或被迫。”就算是苏立文这样满怀真情热爱中国，他的作品也使得译者“如履薄冰”地说出“谨守译者权限”的话来，“涉及政治敏感问题的处理，则由出版社把关。”

    苏立文的阅历实在广阔，与他有深交的中国艺术家真是不少，这是他写作这本书的天然条件，也是其他同类书无法超越的天然屏障。张大千曾送给他大幅的自己的画；丁聪的名作《现世图》最初的一段时间藏在苏立文家，后来辗转到了美国；庞熏琴和苏立文私交甚笃，1943年庞熏琴创作了《工艺美术集》画稿，未及出版，战乱频仍，庞以为这本画稿肯定是遗失了。1978年苏立文访问中国，奇迹般地将保存了三十几年的《工艺美术集》画稿“完璧归庞”。

    苏立文在本书“前言及谢语”里，感谢了那么多中外艺术家和研究机构，足见他人脉之广，案头材料来路之广。别人撰述多是抱怨材料不敷遣用，而苏立文却面临另外的情形，“甚至当本书付梓之际，新的资料还在大量地源源不断地在中国出现。很快将会有这样一天，严肃的学者将不敢以声誉为代价去冒险介绍中国现代艺术，那不是因为资料太少而是因为资料太多”。

    如此热爱中国，热爱中国艺术的苏立文，说了一句令我们永久感动的话：“如若不是我已经接近了我生命的尾声，我愿意花两年的时间到中国来，将自己浸泡在中文里。”

    向您致敬，老苏，苏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