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馆诞生记："难产"的艺术宝库

中国美术馆自其诞生至今见证了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这座仿古阁楼式的现代建筑，由建筑大师戴念慈主持设计，坐落在东黄城根、五四大街到阜成门这条文脉的东端。莫高窟式飞檐古典形式、北京十大建筑之一，建造之初中国美术馆命定中便要延续文脉，至今仍是北京乃至中国的文化地标之一。　　

戴念慈设计中国美术馆造型借鉴了莫高窟标志建筑“九层楼”(第96号窟，高45米)。

兴建：剩余材料修成“十大建筑”之一

1898年，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理想社会“太平世”。在其大同世界里，博物馆、美术馆、动物园将成为“美妙博异”、“奇精新妙”的社会新事物。但同属博物馆系统，同样有着“以开民智而悦民心”功能的美术馆在国内起步却很晚。国内第一家美术馆要属在民国时期成立的江苏南京美术馆。由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国家文化建设重要议程，美术馆建设提到上世纪50年代首都北京十大建筑项目中，”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告诉记者。

追溯到1958年，当时中央确定了国庆十周年工程的建设任务——“十大建筑”中包括了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中央美术展览馆”项目也被列入其中。

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指出，美术馆项目列入十大建筑说明了国家的重视，“从国际惯例而言，任何一个有文化内涵的国家、有文明史的国家，都有博物馆、美术馆、歌剧院，这些是标志性的建筑。所以当时尽管中央财力并不宽裕，却也把博物馆、美术馆列入其中。”

作为当时北京市庆祝国庆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美术馆本应该在1959年建成，但最后却是在1961年11月15日建成。这也引发了日后对中国美术馆是否列为十大建筑的争议。

对此，范迪安提到，“首都国庆十大建筑简报”1958年第四期美术工作会议上讨论的十大建筑意见中，人民大会堂是第一个，其后还有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宫、美术馆、军事博物馆，还有农展馆和科学馆，“当时也有歌剧院，只是后来没盖起来。从当年的会议纪要简报里明确显示，美术馆纳入了十大建筑规划和建设工程项目。”

对于没能按时完工的原因，梁江解释，这主要是上世纪50年代末，我们的经济实力还没有那么雄厚，财力不够。

这样的解释在中国美术馆公布的《美术馆建馆工作报告》中得到验证。该报告指出，1958年11月21日动工以来，“工程进行基本是顺利的。至今年(1959年)一月底，因建筑材料中之钢筋、木材供应紧张和施工力量不足，为了保证首都国庆工程之重点工程按期完成，国庆工程办公室在本年第一季度内，不再供应美术馆所得各项材料，并将美术馆大部分施工力量分批调往侨联大厦工地。截至目前，美术馆工地虽未全部停工，实已陷入大停小做状态中。”

中国美术馆再度复工是在1960年国庆庆典活动之后，北京市政府决定用国庆竣工工程的剩余物资材料和款项，继续完成美术馆工程主体项目，并于下半年全面恢复施工。“后来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建成后，就把它们的剩余建筑材料给了中国美术馆，所以我们和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的建筑材料好多都是一样的”，梁江告诉记者。

1960年4月美术馆再度复工还专门成立了建馆小组，成员有周巍峙、蔡若虹、吴仲超、刘开渠、叶浅予、吴作人、王朝闻、华君武、陈半丁等。小组任务为确定建馆方针任务、解决机构编制、调集干部、审核陈列计划和经费预算。　美术馆复建工程至1963年3月23日正式竣工验收，此前文化部已任命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刘开渠兼任中国美术馆馆长，张谔任副馆长。1963年6月1日，毛主席亲自题词“中国美术馆”，就此确定了其作为国家美术博物馆的地位。

设计：造型参考敦煌“九层楼”

中国美术馆的主楼馆舍为古典阁楼回廊式建筑，高檐飞脊，金色的琉璃瓦配以玻璃花饰和乳白色面砖突显民族风格。

这一颇具民族风格的建筑是由老一辈建筑师戴念慈完成。尽管此前他从未设计过美术馆建筑，“但他的理念和实际探索，直到现在来看都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范迪安指出，戴念慈当时考虑美术馆被称为艺术宝库，那就在设计上将宝库这个词形象化，“他想到了敦煌，莫高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艺术宝库的代表。”

由此，戴念慈汲取莫高窟96号窟“九层楼”飞檐古典形式，正门廊及廊榭采用大屋顶式，略作点缀，与中间顶部的阁楼相呼应，其他部分则设计成平顶以解决展厅顶部采光。

在中国建筑传统中，从汉代起就有九层塔式建筑，莫高窟“九层楼”高45米。中国美术馆前馆长杨力舟告诉记者，戴念慈借鉴了塔式造型，但又不可能做成莫高窟那么高，为此他把飞檐压缩重叠在塔顶上，做了七层。

可贵的是，如此富有民族气息和传统审美的建筑设计，同时也考虑到了现代功能。范迪安说，上世纪50年代国际上很多博物馆，类似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法国卢浮宫都是从皇家宫殿转成博物馆，很多现代美术馆建筑都未问世，“戴老的设计既具备美术馆展览作品需要的宽敞、光线明亮，也注意到观众的欣赏、交流、需要公共交往空间。所以这个设计在功能上是比较先进的，很有先见之明。”

插曲：周恩来补充长廊和竹子

在戴念慈的设计方案实施中也发生过小插曲。中国美术馆前馆长杨力舟回忆，当时在民族化的理念之下，美术家们都觉得这个方案很吻合国家美术馆和国家艺术宝库的定位，美术家投票选中了这个方案。不过，周恩来总理还是有一点不满意，“周总理说这是城市的建筑，还应该有城市园林的特点，是能让观众、人民休闲的环境。因此他建议加上长廊，种上竹林。”

为此，中国美术馆原副馆长张谔特意到青岛买来竹子种下。杨力舟清楚地记得，由于竹子扎根很深，破坏地基，唐山大地震时美术馆损坏严重，大修时，有人建议把竹子去掉，把长廊地面建成商店，张谔听闻非常气愤，“他说那可不行啊，那是周总理种的竹子，可不能弄掉!”

除此，在画家黄永玉的回忆里，中国美术馆三楼的栏杆也是周总理设计的。此外，当时周总理还提议在回廊底下应该有水围绕。“不过受到客观条件制约，引水较困难，这一方案未能实现”梁江透露。

1963年中国美术馆整体完工正式亮相，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也经历了两次大修。也曾有意见希望将中国美术馆“推倒重建”。

杨力舟回忆，美术馆施工正好在1959年到1962年期间，是国家的经济困难时期，因此施工的质量不够好，“多数在冬季施工，在洋灰里面，掺杂了很多咸盐。而咸盐对钢筋是有腐蚀作用的。因此，在1976年唐山地震的时候，当时在北京的各建筑损害最大的就是中国美术馆，横梁断裂，地基下陷，主楼向东倾斜。”

为此，1990年中国美术馆主楼实施了第一次大修，主要目的是抗震加固。12年后，国家又投资1.4亿元对美术馆主体建筑进行改造和内外装修，使展出条件、设施标准得到了很大提升。2003年主楼改造装修完成后，建筑形象、展厅设施、灯光照明、楼宇自控、恒温恒湿、消防报警等均达到当时国内领先水平。

花絮:画库“迟到”三十多年

当年戴念慈根据使用功能，将美术馆分成了展览部分、供应服务部分、办公部分、公共活动部分等。在设计蓝图中，除了取意于敦煌的主楼外，美术馆西有画库、东有放映厅，北有陈列馆，由于经济条件所限，最后压缩只建了主楼。

这栋主楼30年来既是展览主体，也是办公室，楼顶的小房间成为藏品存放室。随着中国美术馆馆藏作品不断增加，缺少画库的矛盾日渐突出。

刘开渠等老馆长在任时曾多次呼吁尽早建画库。1995年，在现址用地范围内建设了4000平方米的藏品库及配套用房，历时3年，1998年底竣工。“主楼后面的地皮是中国社科院的，文化部用了另一处基建房子与社科院进行1:1的交换，修建了藏品库。”

中国美术馆新画库面积达4143.5平米，地下三层地上二层。外檐采用黄色琉璃女儿墙，牙白色釉面砖，与美术馆主楼外观风格协调统一，除雕塑库外，藏品均采用可移动型密集柜、密集架储藏。防火防尘。